很多人问我，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逝去的20年”的覆辙。我认为我们跟日本不一样，我们增长的源动力来自于内需，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亿万中国老百姓要过上更富裕更好的日子。

改革开放30年完成的伟大业绩就是让3亿到6亿人脱贫，接下来的30年如果这中间很多人的人均收入再翻个番，我们就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服务只要是满足这几亿人消费方面的需求，中国的经济就可以持续高增长，这个就是所谓的内需拉动的发展。

自从英国脱欧以后，尤其现在特朗普即将上台后，美国以及整个发达世界对我国的出口是不利的。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今后三五年的贸易环境可能不会那么好。但这也是个机会，让我们的经济更快转型成为内需，尤其消费、服务业和科技拉动。短期内出口虽然还很重要，但我们已经不依赖出口拉动增长了。

反观美国，已经老大自居多年，所谓大美国主义的经济含义就是美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别国照搬其经验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它内生的创新动力可能是有限的。而中国仍然处于高速发展和变化之中，可以借鉴美国和别的很多国家的经验，最终可以追上去并且赶超。

经济制度也好，政治制度也好，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个是调动资源，其实就是资源的配置；第二个是人，如何把人的资源用好。

衡量一个制度的好坏的关键是能否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而不应该只是看如何把人与岗位匹配的过程；简单来说，结果比过程更重要。人才与岗位匹配好了，要有个合理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光和热，同时要有个监督机制。如果这些都做好了，这就是个好制度。如此说来，我们已经走了跟美国不一样的路，接下去我们还会继续走跟美国不一样的路。

从资源调配来看，我们的机制肯定是有优于美国的方面的。美国现行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不作为，两党均衡而政党可以被持极端意见的官员绑架，导致政府什么也做不了。几年前美国政府由于无法达成债务水平的协议就关门了，导致全世界的债务以及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和僵局。

在一个负责任、很有效的政府机制下是不应该产生这种问题的，而且全世界都知道不是美国政府没钱或者不能借钱，是制度问题导致了政府无所作为。现在特朗普上台的同时，共和党也控制了国会两院，这给政府推进总统的政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让我们拭目以待美国接下来会有哪些政策出台并执行。

反观我国，很多时候以政府为核心可以统筹和调动资源去做一些事。如果调动的资源去做的事情是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和民生的，比如说高铁、航天、基础建设、基础到高等教育等等，这些都会有效的长久推动经济增长。

这里我要多说几句。 我们目前的经济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是政府可以做并做得很好的，另外一方面是市场可以做得更好的。在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时谈不上什么市场，所以市场的作用也比较小，政府靠调配资源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现在很多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在经济中的作用应该越来越重要。

在现阶段和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仍然可以做很多事，但现在政府要继续做的事应该是市场尚未建立或者市场不能做好调配的事，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我相信会继续做的很好。另一方面，但凡市场能够做的事情，政府的作用就应该从弱化到退出。

在这些领域，政府的工作是制定好法律法规，然后做好裁判就行。一场足球比赛之所以让人赏心悦目，不仅球员踢得好，裁判也要好，而裁判好的一个标志是整场球结束后观众并不知道谁是裁判。所以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中国如果能把包括资源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完善并尊重市场，做到这两点可以极大的增加我们赶超美国的可能性。

最近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是产业政策。对一个学习研究美国金融体系出身，同时关注研究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学者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第一，市场不能做好的产业，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可以有正面效应的。基建、航天高科技等需要大量长期风险投资的行业，这些行业完全靠市场，哪怕有最发达的美国市场也不能完全搞定，当然可以依靠政府的计划、统筹和资源调配来推动发展。这些行业中的国企可以继续起到带头作用。像环保和大健康，这些行业也可以有一个产业政策，但执行中的一些事，比如工厂的污染指标或者配额，通过由市场为主体的交易来做到总量的逐渐减少，会是一个更合理的发展方向。

第二，目前和今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强动力的消费服务行业以及很多转型升级后的制造业，我们应该着手培养市场体系和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各种不利条件下（比如从正规融资渠道的融资成本很高）已经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社会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扶持和推动市场，有效的市场体系就会把更多资源调配给民营企业，这将让他们如虎添翼。在这些行业里就用不着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有了也不会有太多用处。

我们现在常说，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或者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只靠廉价产品和规模，要靠创新和人才。我相信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全面赶超美国。 我认为创新有两个很不同的方面，说得形象一点，一方面是高铁、航天，另一方面是阿里和腾讯。上面说过，像高铁、航天这一类需要大规模长期投资的，政府的投入是很重要的，而这方面我们相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都是有绝对优势的，包括基础研究的投入。

所以今后20年中国一定会出多个物理化学医学的诺奖获得者，这里包括海外的(中国出生受过国内教育的)华人，他们可以是MIT和斯坦福的教授，也可以是我们的海外院士，以不同方式给国家出力，把这些华人算进去，肯定会有多个。而且现在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量是很大的，这个也非常重要。

我10月初带领学院高管项目同学在美国学习期间，听到奥巴马说2030年美国人要登上火星。我不是个科学家，所以说出来的话可能很幼稚，但我觉得中国可以跟美国一拼，说不定我们中国宇航员先登上火星，种点中国菜过中国人的生活。

现在美国搞航天政府没钱，很多事是私人企业在做，类似特斯拉创始人MUSK(他也不是美国出生的)这样的企业家的确很牛，但我觉得这个行业光靠私人企业是不够的。这些领域我觉得是应该投入的，不光是一个面子工程，航天技术、高铁技术，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这些技术可以民用化。

另外一个方面也很重要，应该来说对我们人均收入相对美国翻番的目标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批能够真正在国际领先的创新型企业，而且这些企业是能够服务大众，带动一大批别的企业的标杆型企业，最好的例子就是阿里和腾讯。这两个公司最近的市值（分别在美国和香港上市）都超过了中石油，成为市值最大的中国企业。

阿里和腾讯的成长还是挺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有像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用美国人的语言来说，他们都不是出身于所谓的名门望族，公司成功以前他们就是很普通的中国人。但事实上他们很聪明，也很有胆识，抓住机会再创造机会，结果他们的公司现在成了国际互联网的龙头企业。

我有一个做投行的朋友，不是中国人，他跟我说，做投行的一定要盯住互联网行业，因为现在未来几十年能带来最多投行业务的就是这个行业。他问我，全世界能够数得上号的大规模的互联网企业，你能说出几家？然后他说你想过之后，是不是全球数得上号的互联网企业只在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我点点头，还真想不出一个日本或德国很牛的互联网企业。腾讯和阿里的很多技术绝对不输给美国的龙头公司，而且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领先于美国。

从阿里、腾讯这样的在技术和规模上丝毫不亚于美国最领先的企业中，我看到了更多的希望。这样的企业成长中的关键不是靠政府给资源或政策，也不是靠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和产品，而是有远见有胆识的创始人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合伙人，抓住机会，用国际化的专业知识和经营模式长大的。

归根结底，他们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自下而上，依靠市场化的机制做大做强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不能靠一个政府产业政策造出另外的阿里和腾讯的，不管制定政策的人多么智慧。道理很简单，这样的创新型企业以前没见过，没见过就不可能自上而下设计，制造出来。政府可以做的，是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人才环境，扶持市场和民营企业的环境，才会有更多的阿里和腾讯。

两个月前我有幸跟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华人大咖物理学家交谈，他提到即使是做基础研究，也需要给包括在大学的人才创造很宽松的环境。不能说给一个科学家制定一个计划，他就能研究出能够拿诺奖的成果。很多时候灵感是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想别的事的时候激发出来的。

在辩论中秦朔说中国是一个研发大国，但不是强国。

最后再讲讲人才，以前有个说法，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亏了，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跑到美国读个博士，工作后就在美国定居。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问题。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确实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工作，为美国经济做贡献，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回国来创业，只要他们回来创业，我觉得最后中国还是赢家。因为回国创业可以把美国的学习工作经验带回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多财富。

所以人才政策就非常重要。美国现在一流大学读理工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里面，应该2/3或者更多的学生不是生在美国的，很多是中国学生。说到吸引人才，秦朔在辩论中讲到，北上广深四座城市，海外移民很少，北京跟上海只有1%的海外移民，而硅谷的新创公司，至少有44%的移民。 我觉得中国其实不用去挖空心思抢外国人才，只要给从中国出去的能人创造好的条件，吸引他们回国，我们能赶超美国需要的人才就足够了。

就拿我大学本科同系的在美国做过金融管理教授的几个人做例子吧。跟我同班的金李原来在哈佛商学院做金融教授，现在北大光华做教授；长我们一级的曾鸣和陈龙先在欧洲和美国的名校做教授，回国后在长江做教授，现在都在阿里担任高管。他们都在为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发展发挥自己的才能。

钱军教授与同为高金教授的太太朱蕾

我和太太朱蕾在美国学习工作20多年后，全家都搬回来了，两个人都在高金任教。国外的工作稳定，生活舒适，但回国的主要原因是在国内可以更好的发挥个人的才能和价值，只要国内的环境合适，很多人都会有落叶归根的感觉，先回来看看，然后回来更多次，呆更长的时间。

从中国出去的大量人才，只要离开美国或者别的国家，应该首选就是中国，去新加坡日本不能像国内那样创业，实现自我价值，所以只要有足够好的机会，再加上合适的生活环境，他们会首选中国的。 当然北上广深，我在别的场合也讲过，现在的一个问题是生活成本比较高，尤其房地产价格已经高过发达国家很多大城市了。从这点看，像杭州这样的城市，房价比上海低，生活环境好，还有阿里这样的核心企业，是绝对有竞争力的。

中国再能把生活条件，包括医疗、教育、空气质量等再进一步提高，回来的人会更多。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也会来的，现在美国好多中上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学中文的很多，因为他们看到中国有机会。阿里和腾讯都是国际化的企业，全球招聘人才，我们高金现在学员教授也都是全球招聘录取。只要生活环境有保障，中国有机会，人才就会回来。

相关精彩：“对话秦朔：我为什么认为中国将在20年内全面赶超美国？（上）”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记者：王一鸣

很多人问我，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逝去的20年”的覆辙。我认为我们跟日本不一样，我们增长的源动力来自于内需，具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亿万中国老百姓要过上更富裕更好的日子。

改革开放30年完成的伟大业绩就是让3亿到6亿人脱贫，接下来的30年如果这中间很多人的人均收入再翻个番，我们就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服务只要是满足这几亿人消费方面的需求，中国的经济就可以持续高增长，这个就是所谓的内需拉动的发展。

自从英国脱欧以后，尤其现在特朗普即将上台后，美国以及整个发达世界对我国的出口是不利的。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今后三五年的贸易环境可能不会那么好。但这也是个机会，让我们的经济更快转型成为内需，尤其消费、服务业和科技拉动。短期内出口虽然还很重要，但我们已经不依赖出口拉动增长了。

反观美国，已经老大自居多年，所谓大美国主义的经济含义就是美国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别国照搬其经验就可以了；这样一来，它内生的创新动力可能是有限的。而中国仍然处于高速发展和变化之中，可以借鉴美国和别的很多国家的经验，最终可以追上去并且赶超。

经济制度也好，政治制度也好，我认为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个是调动资源，其实就是资源的配置；第二个是人，如何把人的资源用好。

衡量一个制度的好坏的关键是能否把最合适的人选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而不应该只是看如何把人与岗位匹配的过程；简单来说，结果比过程更重要。人才与岗位匹配好了，要有个合理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光和热，同时要有个监督机制。如果这些都做好了，这就是个好制度。如此说来，我们已经走了跟美国不一样的路，接下去我们还会继续走跟美国不一样的路。

从资源调配来看，我们的机制肯定是有优于美国的方面的。美国现行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不作为，两党均衡而政党可以被持极端意见的官员绑架，导致政府什么也做不了。几年前美国政府由于无法达成债务水平的协议就关门了，导致全世界的债务以及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和僵局。

在一个负责任、很有效的政府机制下是不应该产生这种问题的，而且全世界都知道不是美国政府没钱或者不能借钱，是制度问题导致了政府无所作为。现在特朗普上台的同时，共和党也控制了国会两院，这给政府推进总统的政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让我们拭目以待美国接下来会有哪些政策出台并执行。

反观我国，很多时候以政府为核心可以统筹和调动资源去做一些事。如果调动的资源去做的事情是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和民生的，比如说高铁、航天、基础建设、基础到高等教育等等，这些都会有效的长久推动经济增长。

这里我要多说几句。 我们目前的经济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方面是政府可以做并做得很好的，另外一方面是市场可以做得更好的。在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时谈不上什么市场，所以市场的作用也比较小，政府靠调配资源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现在很多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了，在经济中的作用应该越来越重要。

在现阶段和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政府仍然可以做很多事，但现在政府要继续做的事应该是市场尚未建立或者市场不能做好调配的事，这些方面我们有很多很好的经验，我相信会继续做的很好。另一方面，但凡市场能够做的事情，政府的作用就应该从弱化到退出。

在这些领域，政府的工作是制定好法律法规，然后做好裁判就行。一场足球比赛之所以让人赏心悦目，不仅球员踢得好，裁判也要好，而裁判好的一个标志是整场球结束后观众并不知道谁是裁判。所以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中国如果能把包括资源市场在内的市场体系完善并尊重市场，做到这两点可以极大的增加我们赶超美国的可能性。

最近经济学家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是产业政策。对一个学习研究美国金融体系出身，同时关注研究中国金融和经济的学者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第一，市场不能做好的产业，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可以有正面效应的。基建、航天高科技等需要大量长期风险投资的行业，这些行业完全靠市场，哪怕有最发达的美国市场也不能完全搞定，当然可以依靠政府的计划、统筹和资源调配来推动发展。这些行业中的国企可以继续起到带头作用。像环保和大健康，这些行业也可以有一个产业政策，但执行中的一些事，比如工厂的污染指标或者配额，通过由市场为主体的交易来做到总量的逐渐减少，会是一个更合理的发展方向。

第二，目前和今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强动力的消费服务行业以及很多转型升级后的制造业，我们应该着手培养市场体系和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各种不利条件下（比如从正规融资渠道的融资成本很高）已经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社会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机会。如果我们扶持和推动市场，有效的市场体系就会把更多资源调配给民营企业，这将让他们如虎添翼。在这些行业里就用不着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有了也不会有太多用处。

我们现在常说，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或者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只靠廉价产品和规模，要靠创新和人才。我相信这方面我们也可以全面赶超美国。 我认为创新有两个很不同的方面，说得形象一点，一方面是高铁、航天，另一方面是阿里和腾讯。上面说过，像高铁、航天这一类需要大规模长期投资的，政府的投入是很重要的，而这方面我们相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或者发展中国家都是有绝对优势的，包括基础研究的投入。

所以今后20年中国一定会出多个物理化学医学的诺奖获得者，这里包括海外的(中国出生受过国内教育的)华人，他们可以是MIT和斯坦福的教授，也可以是我们的海外院士，以不同方式给国家出力，把这些华人算进去，肯定会有多个。而且现在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投资量是很大的，这个也非常重要。

我10月初带领学院高管项目同学在美国学习期间，听到奥巴马说2030年美国人要登上火星。我不是个科学家，所以说出来的话可能很幼稚，但我觉得中国可以跟美国一拼，说不定我们中国宇航员先登上火星，种点中国菜过中国人的生活。

现在美国搞航天政府没钱，很多事是私人企业在做，类似特斯拉创始人MUSK(他也不是美国出生的)这样的企业家的确很牛，但我觉得这个行业光靠私人企业是不够的。这些领域我觉得是应该投入的，不光是一个面子工程，航天技术、高铁技术，一方面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这些技术可以民用化。

另外一个方面也很重要，应该来说对我们人均收入相对美国翻番的目标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批能够真正在国际领先的创新型企业，而且这些企业是能够服务大众，带动一大批别的企业的标杆型企业，最好的例子就是阿里和腾讯。这两个公司最近的市值（分别在美国和香港上市）都超过了中石油，成为市值最大的中国企业。

阿里和腾讯的成长还是挺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有像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创业者和企业家。用美国人的语言来说，他们都不是出身于所谓的名门望族，公司成功以前他们就是很普通的中国人。但事实上他们很聪明，也很有胆识，抓住机会再创造机会，结果他们的公司现在成了国际互联网的龙头企业。

我有一个做投行的朋友，不是中国人，他跟我说，做投行的一定要盯住互联网行业，因为现在未来几十年能带来最多投行业务的就是这个行业。他问我，全世界能够数得上号的大规模的互联网企业，你能说出几家？然后他说你想过之后，是不是全球数得上号的互联网企业只在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我点点头，还真想不出一个日本或德国很牛的互联网企业。腾讯和阿里的很多技术绝对不输给美国的龙头公司，而且在越来越多的方面领先于美国。

从阿里、腾讯这样的在技术和规模上丝毫不亚于美国最领先的企业中，我看到了更多的希望。这样的企业成长中的关键不是靠政府给资源或政策，也不是靠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和产品，而是有远见有胆识的创始人与一批志同道合的合伙人，抓住机会，用国际化的专业知识和经营模式长大的。

归根结底，他们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自下而上，依靠市场化的机制做大做强的。也就是说，我们是不能靠一个政府产业政策造出另外的阿里和腾讯的，不管制定政策的人多么智慧。道理很简单，这样的创新型企业以前没见过，没见过就不可能自上而下设计，制造出来。政府可以做的，是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人才环境，扶持市场和民营企业的环境，才会有更多的阿里和腾讯。

两个月前我有幸跟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华人大咖物理学家交谈，他提到即使是做基础研究，也需要给包括在大学的人才创造很宽松的环境。不能说给一个科学家制定一个计划，他就能研究出能够拿诺奖的成果。很多时候灵感是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想别的事的时候激发出来的。

在辩论中秦朔说中国是一个研发大国，但不是强国。

最后再讲讲人才，以前有个说法，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亏了，培养的大学生、研究生跑到美国读个博士，工作后就在美国定居。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问题。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确实很多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工作，为美国经济做贡献，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回国来创业，只要他们回来创业，我觉得最后中国还是赢家。因为回国创业可以把美国的学习工作经验带回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多财富。

所以人才政策就非常重要。美国现在一流大学读理工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里面，应该2/3或者更多的学生不是生在美国的，很多是中国学生。说到吸引人才，秦朔在辩论中讲到，北上广深四座城市，海外移民很少，北京跟上海只有1%的海外移民，而硅谷的新创公司，至少有44%的移民。 我觉得中国其实不用去挖空心思抢外国人才，只要给从中国出去的能人创造好的条件，吸引他们回国，我们能赶超美国需要的人才就足够了。

就拿我大学本科同系的在美国做过金融管理教授的几个人做例子吧。跟我同班的金李原来在哈佛商学院做金融教授，现在北大光华做教授；长我们一级的曾鸣和陈龙先在欧洲和美国的名校做教授，回国后在长江做教授，现在都在阿里担任高管。他们都在为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发展发挥自己的才能。

钱军教授与同为高金教授的太太朱蕾

我和太太朱蕾在美国学习工作20多年后，全家都搬回来了，两个人都在高金任教。国外的工作稳定，生活舒适，但回国的主要原因是在国内可以更好的发挥个人的才能和价值，只要国内的环境合适，很多人都会有落叶归根的感觉，先回来看看，然后回来更多次，呆更长的时间。

从中国出去的大量人才，只要离开美国或者别的国家，应该首选就是中国，去新加坡日本不能像国内那样创业，实现自我价值，所以只要有足够好的机会，再加上合适的生活环境，他们会首选中国的。 当然北上广深，我在别的场合也讲过，现在的一个问题是生活成本比较高，尤其房地产价格已经高过发达国家很多大城市了。从这点看，像杭州这样的城市，房价比上海低，生活环境好，还有阿里这样的核心企业，是绝对有竞争力的。

中国再能把生活条件，包括医疗、教育、空气质量等再进一步提高，回来的人会更多。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也会来的，现在美国好多中上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学中文的很多，因为他们看到中国有机会。阿里和腾讯都是国际化的企业，全球招聘人才，我们高金现在学员教授也都是全球招聘录取。只要生活环境有保障，中国有机会，人才就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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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观察者网 

记者：王一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