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农历大年三十，山东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发出网络公开信，实名举报企业所在地德州市委书记拒绝兑现承诺，导致企业经营困难。

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是，皇明集团按照政府部门指令，承担了政府政绩工程的世界太阳城大会的场馆建设和配套服务、拆迁安置等工作，而政府承诺通过划拨土地等方式给予补偿。但是，随后领导干部的更替，承诺未能兑现，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到了生死存亡关头。这是继毛振华亚布力视频“维权”之后，另一位知名企业家通过网络陈情反映问题。

这个事件同时也反映了普遍存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商关系问题。在一个处于起步阶段市场经济的环境下，由于法律不健全、政府对信息控制及不透明的操作，某些资源并非通过市场进行配置。

如果想获取这些资源，良好的政商关系对于一个民营企业家来说是必备的条件。这些政治关系往往成为企业家引以为荣的社会资本的有机构成部分，帮助创造和维系企业家的家族财富，保护家族成员的安全。

但是，这些社会资本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牵连性的特点。一方面，社会结构以及政治不稳定性都必然会降低企业家的社会资本量。另一方面，“树倒猢狲散”，一些企业家因为政治牵连导致其商业帝国轰然倒塌的例子数不胜数。所以，政商不清不楚的关系，短期或可让企业获得特殊照顾，长远却可能损害企业的健康发展。

双方关系甜蜜时，企业可以获得超国民待遇，甚至真金实银的支持；但一旦政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政府官员的更替，这种优待就不复存在。

过度依赖这些政商关系的企业往往暴露在不规则、不确定的经营风险下，企业的长远经营面临巨大的动荡。皇明集团今天的困境，与其过度依赖地产等“非流动性固定资产”而遭遇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冲击有关，但不正常政商关系下的纠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民营企业家如果依附官员来利用公共资源把企业做大做强，因此过度与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还可能会给其本人和企业带来更严重的风险。为了获取某些稀缺资源，一些企业家通过行贿与官员的勾结形成官商同谋，利用了非法手段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走上腐败的不归路。这些问题就有可能上升到刑事风险。

《2016中国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传的刑事案件判决书、裁定书为检索对象，在2015年12月1日至2016年11月30日的统计年度，共搜集企业家犯罪案件1458例，其中民营企业家犯罪案件1255 例，占案件总数的86. 1%；涉案企业家1827人，其中民营企业家占比为87.1%。

当中，民营企业家腐败案件数为442 件，占民应企业家犯罪案件总数的35.23%。

其中牵涉到政商关系的腐败犯罪包括: 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等。高频罪名是单位行贿罪（占总案件的5. 1%）和行贿罪（占总案件的2. 0%）。

这些数据体现了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为寻求扶持铤而走险对公权力进行行贿，冒着触犯刑事法律的风险寻求政治保护伞。这些罪名整体所适用的主要刑罚仍为有期徒刑，尤其是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企业家受到政商关系风险影响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客观存在的制度原因，也有自身不检点的原因。要防范这些风险，首先要风险防范意识，保持内心的警醒。

许多企业却认为，自己企业的经营挺好的，事业蒸蒸日上，政商关系都在可控的范围，不会有什么风险。毕竟多年来，“严苛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是中国的特色。

显然，企业的所有者、决策者还是不能从战略高度认识企业风险的客观性、潜伏性、复杂性。由政商关系引发的风险有可能被偶然性，如国家对集资风险、传销行为的重点整治、集中打黑等法律环境变更所触发；政商关系风险有可能有很长的潜伏期，比如以上报告提到的单位行贿罪、行贿罪的潜伏期主要分布在5到10年之间；政商关系风险有可能是主动行为如为获取高利润主动承担潜在刑事风险，也有被动行为如成为权力滥用的受害者。

防范风险也可以从妥善处理与权力关系开始。中国的企业家必须要关心政治，毕竟现实的状况是核心、优质的资源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中。但企业家也要审慎处理与官员的关系。关于政商关系，马云如是说，“爱他们，但不要和他们结婚”。这句话比较形象地体现出了双方那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当然，如果一定要保持政商关系，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企业家应该考虑建立风险管理机制与风险应急预案。

首先，企业家应该对自己的各个风险点进行梳理，学会识别潜在风险，掌握企业不同阶段容易出现的问题。

其次，要妥善处置危机，企业家需要要有风险应急预案。预案至少须包括危机发生时的决策程序；应对危机的各种资源，既包括内部的人力资源、金融资源，也包括外部的资源，如权力、智库、媒体、律师等专业人士及诉讼应对策略。

最后，如果要很好地控制风险，企业家必须有一个靠谱的专业律师或律师团队。“靠谱”的律师不仅能帮助设计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也能在风险发生时提供恰当的风险应对方案，以降低风险对企业和家族的冲击。